中国药学事业的开拓者：孟目的

编者按：孟目的是中国药学事业的开拓者。他是中国第一部药典《中华药典》的编纂人之一，并多次参加新版药典的编辑；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药学高等教育机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大学）的首任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学生在香港和内地组织建立起多家制药厂，并任“行政院卫生署”重庆协和制药厂的第一任厂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积极倡议和努力下，建立起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他长期在中国药学会任职，为药学期刊、杂志服务，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药学事业，被誉为“药学宗师”。

此文节选自黄宜、孟昭仪、孟宪维《中国药学事业的开拓者：孟目的传略》，原文刊载于《中华医史杂志》2020年第3期。如有引用，务必参阅原文。

  1   生平

孟目的，原名孟广义，曾用名孟慕棣，其英文名字Moody Meng，为了方便记忆与书写，他把“慕棣”改成了“目的”，并为人所熟知，原名反而不彰。他于1897年10月17日出生于保定，1983年5月21日卒于北京，享年86岁。

清朝末年，孟目的的曾祖父孟毓秀迁至直隶（今河北省）深县，孟毓琇育有二子，孟目的祖父孟传真（字晓墀，1826—1886）为长子，孟传真与张氏结为夫妻，育有5女4男。庚子事件中，孟氏族人多罹难，独孟传真四子孟继曾与夫人崔德馨带着3岁的孟目的正在从天津返回保定途中，才幸免于难。

孟目的父亲孟继曾（字省吾，1866—1946），育有五子，长子早夭，孟目的为次子，为孟氏第70代为“广”字辈，名字按“仁、义、礼、智、信”排序。孟目的接堂兄孟广仁，为广义、以下依次为广礼、广智、广信。

1920年孟目的全家合影

孟目的的父母都笃信基督教，父亲孟继曾是北京基督教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终身名誉牧师,他一生致力于教会事业。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接受教会的委派，建立燕京大学时，孟继曾在燕京大学的选址、筹款、与地方政府的沟通等方面给予司徒雷登多方帮助，遂成好朋友。

孟继曾手笔 庆祝燕京大学落成贺诗四首

司徒雷登的题词

[左起：孟广信、孟广智（孟用潜）、孟广礼、孟广义（孟目的）]

孟家部分兄弟小像

孟家“广”字辈的5个兄弟，自幼全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孟目的最初就读于保定的培基、同仁小学、继转入北京通县端蒙小学、1914年于文萃中学毕业，当年考入通州华北协和书院。

学生时代的孟目的

1916年，孟目的进入北京协和医院，边学习边工作，1920年，他赴英国勤工俭学，在英国伦敦爱兰伯利药厂实习。1921年，他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1924年毕业后取得英国药学会会员资格，是该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1925年，他应聘入职北京协和医院药房，次年协和医院药房的康约翰主任回国休假，孟代理药房主任一职。

孟目的在英国学习期间合影 （后排立者右1）

伦敦大学药学院为孟目的开具的药物化学师文凭证明

1928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恒向“北京协和”借调孟到南京，担任《中华药典》第一版编纂工作，任务完成后，他又重返北京协和医学院。

1931年11月31号，孟目的正式向“北京协和”辞职，加入国民政府卫生部，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后又兼任中央军官学校军医处药局主任。1931年底，1933年初，孟目的两次前往欧洲调查各国药品管理制度，为成立药物化学系做准备。

1933年孟目的赴欧洲考查前与同事合影（中坐者）

孟目的完成第一次考察回国后，卫生实验处的新楼已初具规模，他随即开始布置药物化学系实验室的工作，确定以学术研究、训练人才为主，再配合署内实验药厂开展新药试制工作，同时承担市场常用药品和食品的抽样和化验工作。

孟目的在药物化学系实验室中指导学生

1936年，孟目的向教育部陈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并担任校长和药剂学教授。1939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庇护共产党为由，终止了孟的校长职务。1940年，受宋子文邀请，孟目的在香港创办了协和制药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把公司由香港迁回到重庆，创办了协和制药厂等多家制药厂。1945年，孟回到上海，参加日本药厂的接收工作，并担任上海第一制药厂的厂长。1949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破坏，他和工人们一起展开了护厂、建厂的工作，使药厂很快恢复了生产。1950年，孟目的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卫生部药品检验所所长，此后一直从事药检领导工作。还曾担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等职务，还支持创办了药学通报和中药通报等学术期刊。

孟目的于1949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任中央委员及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当选第2届、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2、5、6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2  编纂药典

民国时期，各国药品竞相倾销中国，伪劣药品充斥市场，中国医药界有识之士们呼吁尽早编撰出版中国自己的药典。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组织药典编辑，由时任卫生部部长刘瑞恒任总编辑，严智钟、孟目的、於望达、薛宜琪、陈璞等5人执笔。孟认为，药品标准是国家对药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定的技术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定的法典，力主定名为“药典”。1930年《中华药典》颁布，是第一部中国自己的药品标准，“药典”的名称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国家药品标准的统称。《中华药典》全书共载药物718种，对中国医药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沿用20年之久，前后再版7次。

中华民国药典第一版起草同人摄影

《中华药典》第1版

随着社会上要求修订《中华药典》和药品质量标准，增补地道中药材的呼声和提案越来越烈，1947年，孟目的等医药学者开始了《中华药典》第2版的编纂工作，但因为时局动荡，第2版药典编乞后未能面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卫生部着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50年1月，孟奉召从上海调回北京，参加新药典的筹备工作。药典草案于1952年底报卫生部核转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于1953年由卫生部编印发行。

此后，孟目的又担任了在1963年版药典编纂委员、副主任委员，后来由于年纪等各种原因，不再担任具体工作，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药典编纂工作的进展。

孟目的不是搞翻译的，但仅仅1951年一年中，他先后被出版总署翻译工作委员会聘为医学组药学小组审查委员、中国化学会邀请他为名词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府卫生部聘为名词审查委员。药典要与世界接轨，绕不开大量医药术语的翻译。孟和同事们凭借自己从事制药行业的工作经验和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在药典术语的翻译中体现了“准确、透明、一致、简洁、通达”的方针，按现代的翻译理论，这其中包含了音译法，意译法，既有类比又能变通，即采用了术语的解读策略又采用了术语的译介策略，使这些词整齐划一，又不会与生活用语产生歧义，且还便于记忆。

3   创办国立药科专科学校

孟目的回国后不久，就联合冯志东、何鉴清等于1927年在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建立了北京药学讲习所，培养药剂技术人员和配药师。1929年4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与华北药学会开办了一间夜间药剂学校，接替了北京药学讲习所，第1年有54名学生参加学习班，在此后的20多年，该校总共培养初、中级药剂人才两千余人。

1935年中国药学会第七届年会的主席团会上，孟目的提出设立独立的药学院校，并与同仁多次商讨建立药学专门学校的方案，提出药学学业繁重，应该是4年学制。孟在《呈教育部长论药学之重要及药科药厂之亟宜筹设》中，用民国二十四年（1935）海关统计的数据和在军事、民生等实例说明兴建中国自己的药科大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1936年初，政府批准在南京建立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药专），聘请孟目的为药专校长。暂借南京白下路盐业银行旧址为临时校舍，9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

药专校长聘书

1936年9月17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开学典礼合影（左6孟目的）

据药专第一届学生袁士诚回忆：“国立药专创办伊始，他从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校舍简陋，但实验设备、仪器试药比较充裕。每个学生都可领到一套化学和药剂等试验用具，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还设置了煤气发生器，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实验课题难度较大。例如在制剂学实验中，天气炎热时要求学生配制硫酸铜栓，配制后，他亲自逐粒切开检查，观察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有无气泡或中空现象，还要每粒称重，检查每颗重量是否均匀等等。又如在调剂实验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有药物相互间配伍禁忌的难题，许多学生常常搞错，事后他又耐心细致地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时应注意事项。他反复教导学生说：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1937年3月，教育部将南京丁家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场拨给药专作校址开始新建校舍。不久抗战爆发，学校奉命西迁武汉，1938年初，武汉告急，元月12日学校奉教育部令离开武汉，继续西迁。西迁路上，师生们亲眼目睹了沿途民众生活贫穷落后的状况，也看到了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昂的士气。沿途缺医少药的局面在孟目的的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更加坚定了他办好药科大学的决心，他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校歌歌词：“巍巍我校，屹立江东，志在起废振癃。古剂改良，新药求精，保健民族任重，济济多士，药学专攻，存心以仁 任事以诚。共同继续，神农伟业，建树万世之功。”

1939年，孟目的遭遇了二件事，造成他最终被免除校长一职。

一是所谓的“校长宣誓案”。年初，教育部召开校长会议，会中要求所有到会人员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否则不可以担任校长职务。孟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在宣誓时没有举手，正巧被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看到，便瞪着眼睛逼他，孟勉强抬起右手，却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会后他也未按要求向区党部登记，这件事的后果孟当时心中不是不清楚，这是后来导致孟被撤销校长的直接原因。二是所谓两次“通敌”入狱案。1939年8月孟被免职，调部任秘书。

虽然不再担任校长，但孟目的一生都在关注药专的发展。1940年4月下旬第一届（民国二十九年）学生毕业，他没能参加毕业典礼，但还是为毕业同学录《纪念册序》撰写序文，表达他对学生们的殷殷期待：“夫药物设施，为人类壮病却疫之唯一屏障，故司药自应为神圣之职业，从事制药者，须具济世之怀，方可不负此项使命。苟不自爱而藉职图利，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妄制劣质药品，害及垂危，其行为即无异于杀人强盗，应为社会所不齿，同业所共弃，然世态熏染，偶一不慎，其易坠落，古人有鉴于此，特设药王药仙之神位，尽欲藉宗教陶养，以维持制药者之道德，俾药石至灵，确能惠及病弱，用心良苦，惜此种德风，已久不为一般药商所崇尚，民十七，予服务卫生部时，曾调查药业情况，发现我国药房多为资本家所操纵，谋利不择手段，下井投石，毫无民生观念，致使我国西药市场，异常纷乱，毒物流行，危害民族健康，目观之下，不胜悲愤，自念欲纠正此种不良风气，除政治外，尤须自树人着手，此予之所以受命来长我校之主因也，自知教育非本人所长，惟愿努力以赴，冀能造就一班高尚青年，藉其大无畏精神，为药学界树立新基础，深望诸同学已将此意铭诸心版，身体力行，庶不负予之相期相知焉。是为字。” （选自毕业同学录《纪念册序》）

孟目的长期担任国立药专的教学工作，无论国立药专在歌乐山还是复员回到南京后，只要有可能，他都坚持为药专代课。

1942—1945年国立药专教授证明

1947—1948年国立药专教授聘书

孟目的热心药学教育，关心他的学生，他也一直保留着药专的校徽。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为中国药学界栋梁之才。

孟目的佩戴过的药专校徽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称中国药科大学，居于中国药学教育之前列。2016 年，北京校友会的同学们为孟目的修建了一座铜像，安放在中国药科大学的校园中。

坐落在中国药科大学校园的孟目的铜像

4    投身制药工业

1939—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人对药品的封锁，国际援助受阻，后方药品严重短缺，国家不得不想办法自己生产部分药品。这一段时间孟目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制药厂以解药品短缺的燃眉之急。

1940年孟接受宋子文的邀请，出任香港协和药品总公司及协和药厂总经理，宋子文为董事长。孟带着徐玉均、张炳南、郭祖贤等几位学生去在香港，他们租下一所学校做厂址，布置就绪后又去上海购置原料和机器设备，在港招工训练，准备半年后机器运到进行安装，当时很多工作都要亲自动手，仅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公司业务展就发展起来了，由1个厂发展至5个厂。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行政院长孔祥熙让孟目的将药厂由香港迁到重庆。

协和药厂的搬迁工作异常艰难。战时建厂，选址是一个大问题。经过多方考察和仔细的推敲，并吸取了原来在沙坪坝药厂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教训，孟最终选重庆南岸龙门浩为厂址，这里依南山傍长江，植被茂密、地势错落，距江边码头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既有抵抗空袭的战略隐蔽的优势，交通也极其便利。人员方面，除了同去香港的徐玉均、张炳南，还有郭祖贤、唐锡嘏、薛慕贞、祖园磊、魏建明、曲兰、孙凤岗、段廷汉，夏继霖等，后续又有药专的多名教授以及药专毕业的学生加入，他们后来大都成了药厂的专职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孟目的被派到上海，接收上海的敌伪药厂。孟到沪后奔走交涉，幸得他的学生帮助，不到4个月就将武田若素、山田黑田、安住福寿等12个日伪药厂全部接收完毕。之后移交给政府，成立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孟被任命为副处长。并且将商邱路的原重松制药厂改建为上海第一制药厂，杨树浦宁武路的原武田第四制药厂改为上海第二制药厂。

在重庆时，经其四弟（孟用潜）联系，孟目的曾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见过面，论及解放区的制药问题。1946年春，孟借回京为父奔丧（孟继曾去世）之机，绕道去了一趟张家口，由沈其震陪同，在解放区停留了半年之久。他指导当时的晋察冀军区筹建了张家口晋察冀制药厂，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自力更生生产麻黄素、柴胡注射液等制剂，这些都是战时急需药品。并帮助扩大药厂的生产规模，建立严格的药品生产操作要求，为大幅提高药品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亲自动手检查当时药厂制药的全过程，根据当时的部队条件，因人施教，培训授课，为此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赞赏。

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党董秋思认为，在上海解放时做好护厂工作也很重要，因实验处存有大量物资，决定让孟留沪。为防止有人破坏，孟和工人一起住在厂里，守厂、护厂，直至上海解放，并在解放后曾兼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经理和上海第一制药厂厂长的职务。

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经理聘书

1949年上海第一制药厂厂长聘书

5  创立新中国药品检验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低水平重复生产是制约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顽症，是造成医药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就一定离不开药品检验部门的严格监管。1950年周总理会见他时，亲切问道“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有哪些关键环节急需加强”，答曰：“药典和药检，前者是国家法典，后者是执行法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50年，他被任命为卫生部药品检验所所长，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药检所所长。

上任伊始，他开展基础建设，引进技术人才，集思广益，提出“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工作设想，制定出一系列规定、条令，对从源头上控制我国药品的低水平重复生产问题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经过10年的努力，中检所实验室配套齐全，又陆续建立起动物种子中心、菌种保存中心、动物检测中心、耐药性检测中心、麻醉品实验室等设备，成为全国最权威的药品检测机构。他常常告诫所里的员工，也许一份报告就能决定一个产品的命运，连结着一个企业的兴衰荣辱，责任重于泰山。

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聘书

1962年卫生部药品检验所与生物制品研究所合并为卫生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两所合并后，孟目的继续担任所长，任命书由总理周恩来签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目的受到批判，被迫打扫院子和厕所，冬天用手推车为锅炉房拉煤，一家人也从原来的住所被赶出来，搬到一间没有暖气、见不到太阳的小仓库内。这些他都可以乐观地面对，但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的一些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被批斗，特别是当他得知他的学生徐玉均非正常死亡的时候扼腕痛惜。徐玉均是药专的第一届毕业生，1945年留学英国。1950年获伦敦大学药学院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受孟目的邀请回国来中检所工作，担任药理室主任，是中检所的技术骨干，是新中国药品生物检定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他曾任中国药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药学通报》主编。1979年，82岁的孟目的恢复工作，虽然名誉上还是所长，但实际上已不管具体事务了，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帮助那些在运动中失去生命的同事们恢复名誉。

孟目的（左3）与徐玉均（左1）等，在北京地安门黄化门18号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前

6   药学会和期刊建设

1925年，孟目的就加入了英国皇家药学会，他是该组织的第一位中国人。回国后，他一直热心中国药学会的工作，并多次担任重要职务。1931年孟目的曾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并兼秘书长，为药学会的刊物《药刊》撰写了发刊词。1935年到1948年，他多次被选为学会理事长。1951年药学总会由上海迁到北京，学会的临时会址就设在他的办公处所黄化门19号，这段时间，他“以会为家”，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帮助药学会的干部解决住处，安置家属，招募新人。

在1952年11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孟目的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希望给药学工作者创建一个可以安心做实验、查资料、搞研究的“家”。在他的努力支持下，药学会第一次购买了一座办公会址，北京市东黄城根后局大院2号宅，建起了图书室、招待所。为了充实图书室，他捐赠了自己多年积累的书刊及一些曾经跟随他走遍中华大地的珍贵书籍、资料。

7  性格与爱好

孟目的业余爱好多样，如摄影、集邮、旅游、游泳、网球、唱歌、种植花草，以及喝酒、交际等。作为校长、老师，孟与他的学生们亦师亦友，除了读书还教会学生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一生钟爱园艺，热衷于环境的绿化、美化。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绿变美。

孟目的热爱生活，充满浪漫情怀，喜欢唱歌，妻子龚容生唱女高音，声色俱佳，他尊重妻子，总让妻子先唱，他则“妇唱夫随”，夫妻相亲相爱，度过了近60载风雨岁月。

孟目的与夫人龚容生（1983年）

孟目的对子女的教育既恪守儒家传统道德，又崇尚西方科学精神，主张经世致用，认为立世必须有一专长。长女孟昭和在燕京大学新闻系（1945届）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北京解放后，孟昭和参加了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南下工作团，1951年为抢救溺水同志而光荣牺牲，年仅25岁，被追认为烈士。长子孟昭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黑龙江省畜牧科学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次女孟昭辉为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研究所研究员。

孟目的毕生从事药学事业，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创办了多家医药企业，在药品标准、药品检验以及药学科普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编辑/耿  华   

校对/田  博

审核/牛亚华